2025年以来，全球贸易体系在关税战冲击下加速裂解，大宗商品产业链作为连接全球供需与价值流动的关键通道，正成为系统性风险积累与传导的主要载体。港口物流降温、制造供需疲软、出口秩序紊乱等多个前瞻指标同步恶化，WTO已将2025年全球贸易增长预期大幅下调至-0.2%，并警告贸易摩擦升级恐引发更深层次的全球经济收缩。

　　美国于四月宣布对所有进口商品加征10%关税，并推行所谓“对等关税”政策，短期内引发转口抢运潮，但大宗商品产业链面临的结构性冲击不可逆转。关税战正通过直接打击大宗商品出口、压缩制造业利润链条，并沿着“量-价-利”路径向上游资源开采、中游加工、下游制造传导，进一步累积库存错配、投资收缩与需求萎缩的压力。

　　大宗商品产业链的动荡已成为宏观经济下行压力的重要放大器，正在通过“利润-资产-投资/消费”的负向连锁反应溢出至更广泛的宏观领域，加剧通缩风险、削弱就业和居民收入，拖累2025年中国及全球经济复苏动能。

　　展望未来，特朗普关税战或将持续扩大对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打击，中美经贸关系易陷入“停-打-再停”的循环，转口贸易也面临严监管封堵的风险。面对大宗商品产业链冲击带来的宏观溢出效应，中国需加速财政货币双轮驱动、精准纾困受压产业、重塑供应链弹性，并强化预期管理，防范系统性风险向更深层次扩散。

　　自2025年以来，全球贸易的前瞻性指标从港口物流降温、制造业供需疲软，到出口节奏紊乱、特定产业布局承压，多个相互印证的信号已清晰揭示出全球贸易体系正面临系统性风险。

　　在此背景下，世界贸易组织（WTO）大幅下调2025年全球贸易增长预期至-0.2%，并警告称，若贸易摩擦持续升级，全球贸易收缩幅度或将进一步扩大。尽管近期美方释放出可能保留政策调整空间的信号，但尚不足以扭转市场对贸易前景的悲观预期。

　　当前，全球贸易链条正在经历一场由“政策突变冲击→市场预期反应→经济实质调整”构成的多层次、递进式传导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库存错配等结构性失衡与跨国贸易摩擦正在加速累积，大宗商品产业链作为连接全球供需与价值流动的关键通道，正成为系统性风险积累与传导的主要载体。

　　在高关税政策与地缘政治博弈相互叠加的复杂环境下，2025年的全球贸易格局已站上关键的结构性转折点。倘若外部冲击持续扩散并加剧外溢效应，系统性下行风险阈值将不断抬升，全球贸易可能由此步入一个更长周期的结构性收缩通道。未来更广范围的产业深度重构与全球总需求萎缩的风险，不容低估。

　　2025年四月，美国宣布对所有进口商品加征10%关税，并同步推行所谓“对等关税”政策，引发全球贸易格局剧烈动荡。尽管部分国家因“抢运潮”而出现短期出口增长，但多项前瞻性指标已亮起警示信号，表明全球贸易裂隙正在加速扩大。

　　美西港口吞吐量与集装箱预订量大幅下滑，反映市场对关税政策高度敏感，预示“抢运潮”后货运量可能锐减。

　　全球航运价格指数转跌，主要航线资源加速向东南亚、拉美转移，显示跨国运输网络正被政策不确定性重塑。

　　全球及主要经济体制造业PMI、新订单与产出指标持续回落，工业生产出现负增长。企业库存呈现“囤货不增产”特征，供应链错配与终端需求疲弱风险积聚。

　　韩国4月出口数据急剧反转，对美出口大幅下降。日本对美钢铁、汽车出口也面临显著萎缩。这表明关税政策的“预期效应”已快速传导至出口端。

　　据Mysteel调研及运价指数变动情况观察，为规避潜在冲击，中国贸易商加速通过东南亚国家进行转口贸易。Freightos平台数据显示，近期越南至美国航线%，而中国至美国航线%。

　　短期来看，转口模式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缓冲对中国出口的直接影响。但鉴于东南亚港口吞吐能力有限，以及相关国家可能收紧贸易监管，转口带来的缓冲效应预计难以持续放大。一旦90天缓冲期结束、关税正式生效（如美国封死中国转口贸易渠道），中国出口压力或将在二季度末显著上升。

　　与此同时，为应对需求骤降并稳定航运价格指数，航运企业加速削减运力，大规模取消航次。Sea-Intelligence数据显示，自五月起四周内，亚洲至北美航线%，洛杉矶港单月取消航次达20次，明显高于四月水平。尽管航运公司试图通过压缩供给支撑运价，但据调研反馈，目前中美航线集装箱运价即便在满载情况下，仍难以覆盖运营成本。

　　美国于四月宣布对所有进口商品加征10%关税，并推行所谓“对等关税”政策，短期内引发转口抢运潮，但大宗商品产业链面临的结构性冲击不可逆转。

　　由于美国对基础原材料的需求早已达峰，中国对美的基础工业原材料出口量较小，直接出口受到关税冲击并不明显。

　　以钢材为例，中国对美直接出口金额与出口量已持续下降。2024年我国直接出口钢材总量达1.1亿吨，而出口到美国仅有89.2万吨，占比较小。而且2024年中国对美国钢铁直接出口金额仅占中国出口到美国总金额的0.1%。

　　但我国对美国的钢材间接出口仍涉及较大规模，关税冲击对一系列工业产成品的影响，将逐步传导至钢铁产业链条上。

　　根据美国USITC数据统计，2024年中国输美商品总金额达4389亿美元，其中，按照2位HTS编码分类，占比最大的前五类商品类型如下，占美国从中国总进口比例的62.38%：

　　因此对直接出口来说，制造业产成品、电子电气设备、汽车零部件等商品受美国关税的直接冲击较大。

　　进一步通过对不同类型出口商品类型耗钢系数推算，计算出2024年我国间接出口到美国钢材量1429万吨，直接与间接出口总计1518.2万吨。分行业来看，汽车行业是除了钢铁制品之外，涉及钢材间接出口最大的板块。

　　机电产品是中国多数省份的主要出口产品，占全国出口的近60%。广东、江苏、上海、四川、河南等省份的机电产品出口占比较高。消费电子（计算机通信）是对美直接依赖度较高的行业之一。因此，针对电子产品（包括计算机、手机、零部件等）的关税对这些地区和行业有显著影响。

　　浙江、福建、山东等省份在纺织服装、家具等劳动密集型产品上具有出口优势 。纺织业和服装业对美出口依赖度较高，其中服装业以直接依赖为主，而纺织业更多是间接依赖（作为上游产业）。关税对服装业的就业和收入可能产生直接影响，对纺织业则更多是间接影响。一些纺织企业因美国关税导致订单暂停，正在积极寻找印尼等新市场。

　　另一方面，美国广泛的关税政策，也会从转口贸易的封堵进一步影响中国的外贸市场，这一趋势的核心因素在于中美进出口贸易“貌离神合”的形态。

　　从中美直接贸易看，2015年至今，中国商品进口占美国进口贸易总额从20%下降至11%，同时，中国出口贸易中出口到美国的商品总额占比从18%降至13%。

　　不过在2018年的第一次中美贸易战开始，中国就逐渐通过转口贸易填补对美直接出口的缺口：2018年至今，中国出口到转口贸易经济体（包括墨西哥、新加坡、韩国、中国台湾、泰国、越南等）的商品逐渐增长，而同一时期美国从转口贸易经济体的进口量也有同步上升。

　　再从全球贸易角度看，中美双方拥有全球最大的贸易顺差与逆差，且幅度远超其他各国，表明中美仍是全球最大的买卖双方，贸易关系只是形式变化而并没有实质性脱钩。

　　关税冲击首先在中国沿海出口基地引爆，并沿供应链逐步向腹地传导。在大宗商品产业链上产生影响的大概方向类似，根据沿海与内陆地区在产业链中的位置不同，受冲击程度和传导速度存在差异：

　　东部地区，特别是广东、浙江、江苏等省份，进出口规模远超其他地区，外贸依存度也更高。2024年广东、浙江、江苏三省的出口额合计占全国的52.8%，贸易顺差合计占全国的97.9%，美国是广东和江苏的第一大出口市场。因此，当美国需求骤减时，像广东、江苏这样的外向型经济大省首当其冲：出口订单缩减迫使当地制造业减产，工厂开工率和用工需求随之下降，沿海港口吞吐量下滑。

　　不同于东部，西部省份（如新疆、青海、广西）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的出口份额较高。如2024年新疆、青海、广西对“一带一路”国家出口占比分别高达91.2%、81.3%、80.9%。

　　而随着沿海组装厂订单减少，传导至为其提供原材料、零部件的腹地企业，导致这些企业也出现销售下滑和库存积压，虽然中西部对新兴市场出口增长较快，但其规模难以立刻填补欧美市场收缩的空缺。

　　这些企业深度嵌入全球价值链，关税战使其面临双重压力：一方面，从母国或其他国家进口的零部件、原材料可能被加征关税；另一方面，其在中国生产的成品出口到美国时，又面临高额关税。这种“两头受压”的局面显著增加了其运营成本和不确定性。江苏、上海、广东以及部分内陆省份如四川、陕西是外资企业较为集中的地区，受到的潜在投资和贸易影响可能更大。

　　民营企业已成为中国大多数省份对外贸易的主力军，贡献了超过一半的出口额。在关税战的压力下，许多民营企业积极寻求自救，展现出较强的韧性。

　　然而民营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往往议价能力较弱，难以将关税成本完全转嫁。随着出口市场萎缩，大量原本面向出口的产能转向国内市场，导致国内市场竞争异常激烈，甚至引发“价格战”，进一步压缩了利润空间。此外，民营企业在获取信贷、补贴等资源方面通常不如国有企业。

　　一方面，作为大宗商品的生产者或贸易商，全球需求（尤其是中国自身需求）放缓会直接影响其销售和利润。另一方面，国有企业通常与政府关系密切，能够获得更多的政策支持、补贴和低成本融资，这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其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然而，也正因为其与政府的紧密联系，国有企业在国际贸易中可能更容易受到地缘政治因素的影响和外国政府的审查。研究指出，在贸易战期间，国有企业的海外投资活动相比战前有所减少，可能反映了政策导向的变化或风险规避情绪的上升。

　　由于出口需求骤降，上游原料供应出现过剩迹象，产品售价承压下跌。以矿产能源行业为例，钢、铝等金属的新关税不仅直接针对中国产品，也波及主要出口美国的其他国家，而且像木材、铜矿等商品也在未来有继续加征关税的可能性，或导致这些国家苦心经营的自贸成果受到重创。

　　一方面，原料价格和供应链不确定性增加：关税使得进口原料成本上升，替代采购渠道的调整也抬升了合规、运输等隐性成本。中游企业往往难以将所有成本转嫁下游，只能压缩利润空间。

　　另一方面，出口受阻导致产品滞销，库存被动累积，迫使企业降低开工率。据统计，在上一轮关税冲击中，被加征关税行业的固定资产周转率自2018年9月明显下滑，凸显产能闲置。这些行业为应对利润压力，不得不主动削减库存和开支，企业通过减少原材料采购、处理积压库存来回笼资金，一年内名义库存增速下滑了10.8个百分点。

　　首先，关税壁垒直接削弱了中国制成品在国际市场的价格竞争力，大量出口订单流失或被取消，尤其是对美依赖度高的行业如消费电子、服装等。数据显示，本轮关税直接依赖美国市场的行业包括消费电子和服装业。相应地，像纺织、电气机械等虽然对美直接出口占比不高，但通过为上述行业供应零部件而间接受到影响（其对美间接依赖度分别达4%和2%）。

　　其次，原材料和零部件成本上扬侵蚀下游利润。许多下游厂商依赖进口关键零件（如芯片、精密部件），加之人民币汇率波动和替代采购的不确定性，企业成本控制难度加大。由于终端产品价格弹性较小，因此多数企业只能自行吸收部分成本，导致盈利能力下降。据研究，对美加税后中国出口商并未大幅降低对美报价以保持订单，其出口价格指数走势与未加税行业基本一致，美国进口方反而承担了接近关税幅度的涨价，这意味着中国出口厂商为了维持市场份额并未完全转嫁关税，而是接受了利润压缩的结果。

　　作为连接生产和市场的纽带，外贸代理、航运港口、货代物流等企业对贸易环境变化极其敏感。关税战引发国际货流突然“大起大落”：部分进口商在关税生效前突击抢运囤货，造成短期内到港量异常攀升，随后又出现大面积砍单。例如，今年4月初中美贸易商曾赶在新关税生效前抢运货物，一度令美国西海岸当周入港量同比激增56%；而关税生效后运量急转直下，航运公司不得不频繁调整航班计划以避免空载。一系列“假旺季”“真淡季”的反复，令航运、货代企业难以高效调度资源，经营成本上升。

　　运价大幅波动也增加了贸易各方的风险：货代需要面对合同重议、舱位违约的情况，出口商和进口商则要承受运输成本的不确定性。此外，贸易摩擦还催生了合规和风险管理的新要求——包括关税分类筹划、原产地规避方案、以及汇率避险操作等，专业贸易服务企业为客户提供这些增值服务也相应增加了自身运营负担。总体而言，关税战使物流贸易行业从运输量到运作模式都发生剧烈变化，企业盈利的不确定性和经营风险显著上升。

　　关税战可能引发的产业链冲击并非孤立事件，其影响会通过多种机制溢出到更广泛的宏观经济层面，带来一系列连锁反应和风险，例如，通过直接打击大宗商品出口、压缩制造业利润链条，并沿着“量-价-利”路径向上游资源开采、中游加工、下游制造传导，并以“利润-资产-投资/消费”连击形式进一步累积投资收缩与需求萎缩的压力。

　　首先，关税直接打击出口，同时抑制投资和消费信心，导致总需求（量）下滑。需求的疲软会对产品价格（价）产生下行压力，尤其是在产能过剩或竞争激烈的行业，可能引发价格战或加剧通缩趋势。

　　同时，关税直接增加了企业的进出口成本，叠加需求萎缩和价格下行，共同挤压了企业利润空间。利润的下滑和对未来前景的悲观预期，会抑制企业的投资意愿，从而影响就业和居民收入。上述这个传导机制在2025年的背景下尤为值得关注，关税冲击可能放大这一负反馈循环的效应。

　　在美国对华所谓对等关税落地实施后，大多数中国商品输美关税税率已经超过100%，较特朗普上台之前显著上升。不少制造业反馈5月在手订单已经明显减少。在中国本身内需仍在逐步恢复的背景下，中国对美出口将减量。

　　目前中国的生产者价格指数（PPI）同比已经连续30个月处于负区间，反映出工业领域的需求疲软和产能过剩问题。

　　一方面，出口下降导致商品总需求下降，若内需不能有效对冲关税影响，商品价格将面临进一步下滑的压力。另一方面，关税战很可能在短时间内造成全球增长信心减弱，在中国需求不振的背景下，其他国家或同样难以避免，因此全球需求放缓，打压国际大宗商品价格。

　　一方面，关税直接增加了进口原材料和零部件的成本；另一方面，出口受阻和总需求疲软导致销售价格下降或销量减少。

　　在营收下降的同时，受关税影响行业的利润率承受了更大的下行压力，导致利润降幅超过营收降幅。因为关税直接提高商品的进出口成本，而且间接成本，例如合规成本、避险成本（如套期保值）、物流调整成本也会随之增加。

　　这种情况在大宗商品中游的冶炼和加工企业中尤为突出。为了应对利润下滑，企业普遍采取压缩费用、削减非核心开支、加速去库存等措施。持续的盈利压力和需求不足将不可避免地导致企业降低产能利用率，闲置设备和劳动力，进一步拖累经济增长。

　　大宗商品产业链的动荡也是宏观经济下行压力的重要放大器，或通过“利润-资产-投资/消费”的负向连锁反应溢出至更广泛的宏观领域，拖累2025年中国及全球经济复苏动能。

　　居民消费疲乏，且表现为追求性价比，导致企业生产供给偏多，竞争激烈下价格承压，企业利润变薄，企业继续投资的意愿和能力均下降。

　　此外，贸易政策的不确定性是投资的最大“杀手”之一。面对动荡的贸易环境和不明朗的未来需求，企业倾向于推迟或削减固定资产投资计划，尤其是那些严重依赖出口的行业。

　　关税战通过影响企业经营，进而冲击居民的收入和预期，最终抑制消费。企业利润下降，使得居民对未来收入增长感到担忧，时消费信心随之下降。同，消费者普遍担心关税会导致进口商品价格上涨，从而减少购买意愿，尤其是在非必需品领域。尽管消费补贴等措施已在提振市场方面发挥作用，但中国本已疲软的国内消费需求可能因贸易战带来的经济不确定性而进一步承压。

　　特朗普政府目前提供的信息仍缺乏政策细节，且有多个选项，这表明美国总统尚未做出最终决定，一切处于计划初期。同时，白宫官员表示，特朗普并不会单方面下调关税税率，需要看到中国也有降低关税的动作，其态度并未根本扭转。

　　目前来看，中美双方在核心问题上分歧巨大，互信基础薄弱，短期内达成全面贸易协议的可能性很低。美方虽有官员暗示当前关税水平“不可持续”并可能下调，但前提往往是中方也做出让步；而中方则坚持美方需首先取消单边加征的关税，才可能进行实质性谈判。这种僵局使得双方关系很可能陷入一种“打打停停”（高压施压-暂时缓和/谈判尝试-矛盾再起-再次施压）的循环状态。未来谈判即使进行，也可能聚焦于特定领域或阶段性协议，而非根本性解决贸易争端。

　　即使最终特朗普政府实现了将部分从中国进口商品的关税税率削减一半的计划，50%-65%的关税税率仍意味着美国市场对许多中国产品关闭了大门。

　　根据测算，即使特朗普对华关税降低，部分商品的输美关税仍要高于70%，对于中国工业生产绝大多数不足20%甚至仅低个位数的营业利润率来说，几乎没有出口美国市场的可能。而对于部分可以承担高关税的行业而言，则需要以价格降低和利润变薄为代价，来维持在美国市场的竞争力。

　　面对美国高强度关税升级、中国对外博弈空间受限、出口拉动功能趋弱等压力，以及面对大宗商品产业链冲击带来的潜在宏观溢出效应，中国政策应从“观察—反应”模式尽快转入“预判—前置”状态，在风险窗口未完全闭合前果断出手，释放政策主动性与协调性信号。

　　（1）货币政策：由于关税的负面影响将在二季度显现，建议央行加快降准、定向降息等操作节奏，在利率空间受限背景下优先通过结构性工具释放政策态度信号，提升市场信心，稳定预期锚点。

　　（2）财政政策：需将专项债与特别国债的发行节奏向前调度，优先配置至就业与消费带动效应强的领域。同时，适度扩大中央赤字容忍区间，为结构性扩张提供空间保障。

　　(3)基于前述分析，东部沿海企业受本次美国加关税影响更严重，政府可以针对性对受冲击较大的沿海出口企业采取直接补贴的纾困措施，以保就业为核心，前置阻断负面影响从沿海地区向内陆地区扩散。

　　在市场高度敏感背景下，政策不宜“一锤定音”，而应强调“持续性”“阶段性”与“调整弹性”：

　　（1）持续性：通过年度预算预披露、专项债投向提前锁定等方式，增强市场对政策连续性的预期，减少等待情绪。

　　（2）阶段性：短期对冲与中期结构调整并行，政策节奏上可先集中解决消费刺激与融资信心恢复，再通过产业政策逐步构筑新增长点。

　　（3）调整弹性：预留中期政策空间，以应对美国关税再升级、全球流动性再收缩等外部极端情景。